妈妈很急地给我打电话，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过去。

这个号码是我中学时代的书法老师的，我喊他阿公。

他现在已经卧床四五年了，没有意识。最近一年谁都认不出了，除了阿婆。但他也叫不来“老婆”这个词，只说，“这个是我最好的人”。

我04年那年春节去看过他一次，据说我走后他大哭不止，阿婆劝他，以后还会再见的呀。我想，也许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之后很少回家。中间回去曾经有一次给他拨过电话，但他们搬家了，电话也换了。也就没深究下去。

这次要不是阿婆在医院正好碰到我姨妈，聊起来，也许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打算11月底回家一趟，去看他，不知他是否能撑到那时。医生已经放弃，说顺其自然。他才78岁。作为那个城市颇有名气的书法家，签遗嘱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了。

其实就算去看，他应该也完全认不出我来了。这是好事。他神志偶尔清醒的时候便是哭。相比身体的痛苦，我猜他精神上更痛苦。所以我宁愿他没有意识，还可以比较安详。他是一个那么仔细敏感的人。他的字，就像瓷器一样的精巧纤细。他是一个白净柔和的小老头，甚至有点洁癖，他对我的粗狂和邋遢很崩溃。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偏偏那么喜欢我。他让我练褚遂良，希望我变成和褚体一样优雅矜持的姑娘。但那时我最喜欢的是颜真卿，不是他的楷书，而是他当将军出征时写的狂草《祭侄稿》。

最后一次见面，他送我的帖子是何绍基的小楷。那种大隐于市的书体。

阿公不是。他就是一个从未出世的白面书生，为家庭兢兢业业地当一辈子的财税员，为理想夜里挑灯练字。

他做的账面一定和他的字幅一样整洁漂亮。

但他也不是卡夫卡。他也不需要成为卡夫卡。

他就是一个二线小城里的书法家，别人忙着投资的时候他忙着写字，他的字可以卖到很不错的价钱，但是对于喜欢的人，他就一尺尺地白送。

他送给我过很多字幅。我那时执迷狂草，就把这些淡迫的字一卷，往书架上一塞。

 

接电话的是阿婆。她精神还是很好。很乐观。她应该是最有权力伤心的那个人，她和阿公应该是我见过最好的一对夫妻，从没吵过一句嘴，活得完全像戏文里的秀才和小姐。但是她还是一个劲地安慰别人，不要担心，不要紧的，生死由天命，夫妻一辈子总有个先后。

她说阿公之前如何念叨我想念我。我就哭了。心里很愧疚。觉得如果哪怕早一年回去看他，阿公也还记得我。

漠视忽略别人的感情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可以为自己找一千个正当理由。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可以用理由来说事的事。

 

当你因为工作太忙按掉妈妈的电话的时候，当你因为不想周末太累而回绝掉好友的婚礼的时候，当你再次错过他们小孩的满月酒，甚至连你侄子是男是女都不记不清楚的时候，你是有一千个理由。

 

小时候我很讨厌“人情”。我们管这个叫“人情债”。结婚生子乔迁升职过年拜寿就算完全无事也要定期登门拜访叙旧……

所以我飞奔着逃离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断掉我所有的人情。我以为在另一个城市里可以全部重新开始。就像档案馆着火了，我的一切感情都可以重新建立。

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不对的。

我做事绝少后悔。这次是真的后悔。

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硬邦邦的很容易把所有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人。

我希望我在28岁的时候可以真正地成熟起来。

一个成熟的人不一定是可以许诺给家人稳定物质生活的人，但一定是可以许诺给家人和朋友爱和关怀的人。